争取中医纳入教育系统
西医自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以来，虽然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但整体规模上还远远小于遍布城乡的中医。在民国成立前后，西医的培养主要靠外国教会所办的医学院校，国人自办的西医教育尚不多见。民国之初医科列入学制，意味着政府将开办各种西医学校，加强西医的培养。然而作为国家学制，完全不提及中国传统医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中西医之间，自清末以来既有交流也有论争。尽管大多数国民仍然认可并习惯于应用中医药，但清帝逊位后，象征着中医官方地位的太医院解散了，新政府将如何对待中西医学，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尤其有日本明治维新废弃汉医的前车之鉴，中医界对此更为关心。虽然传统上中医主要以师授家传为主，并不依赖学校教育，但有识之士意识到，学制系统并非仅仅是教育形式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它将重新规划社会资源布局，影响许多行业的兴衰或更替。中医缺席于学制，未能纳入教育系统，将对它的未来有严重影响。一时间，中医药界抗议的声浪在大江南北到处高涨。
然而教育部解释之所以在学制系统内不列中医，自有一番说辞。其回复各中医团体的电文称：“部颁医药专门学校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议，参照中西，择善详订，决非有所歧视。至中医中药专校，既为部令所无，所请立案之处，碍难照办。”
在抗议无效之下，以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为首的19个省市中医团体联合起来，在上海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成员有上海的叶晋叔、浙江的王问樵、广东的刘筱云、北京的陈春园等，一行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晋京，向教育部递交请愿信，要求“准予提倡中医中药，除前次西学校业已颁布通行外，请再厘定中学医药科目，另颁中学医药专门学校规程”。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拒绝接纳请愿书，并声称：“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代表们转而向国务院递交请愿信，1914年1月16日，国务院也复文，解释教育部所定课程专取西医，是由于“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对请愿书提出的有关事项，表示“除厘定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