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兼用的实践
新式中医最大的特点，还是他们对中西医学的兼收并蓄。务实的广东中医，没有在中医如何“科学化”的理论难题前困扰不前，而是大胆在临床中实践试验。
1946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的梁乃津创办了《新中医》杂志，其“代发刊词”指出：“今日的中医中药，还是在新旧交替的时期。旧的将去未去，新的欲来未来。十多年来尽管高呼着中医药科学化，事实上多限于书本上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不过拿几味中药来研究化验，置配合作用的方剂意义于似有似无之间。很显然，这只是片面的科学化。……中西医的闹争已经数十年，为害不为不深，现在够了，该马上团结起来，并肩向远大的世界医药前途迈进！”
这样的思想，在中医界早有实践。著名医家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在近代风行一时，影响巨大。曾出任香港东华医院第一任中医长卢觉愚，临床上中西并用，“选方辨证，悉遵古法，而证以西说；论病释理，多采西学，而参以经验”。他提出中医“以其固有之特长，补充新学识，人材鼎盛，自必后来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医”。“新中医”的内涵是：“所谓新中医，必以国学为经，西学为纬，择善而从，权操自我。”这正是“新中医”既区别于传统中医，又不同于西医的地方。
近代百年，中西医的共存已成为社会事实。以大多数人的立场来看，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因此所谓要废止某一方的言论确属荒谬。但是那特定的情势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社会要人纷纷卷入其中，一波波的冲击使得近代中医如此命途多舛，也使中医自我革新之路蹇涩难行。此种情形下闯出来的“新中医”，精神风貌与进步意识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在学术上中西医如何才能从“兼用”达至真正的“结合”？这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对“新中医”模式的探索，已经从20世纪延续到了21世纪，将来恐怕还要摸索相当长的时间。但首先必须保证中医的发展空间，才有可能为未来的医学科学作出更重大贡献。这或许是近代中医风云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