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条例》变身《中医条例》
中央国医馆仍寄望于《国医条例（草案）》能在立法院通过，为中医明确法律地位。焦易堂当时兼任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他利用这一有利身份，在开会讨论前走访各委员，解释其中因由，使此案在法制委员会会议上获通过。但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全体大会时，因分歧较大而未通过。在一次会上，双方争执不下，致令焦易堂声称要辞职，可见当时斗争的激烈程度。
会内会外争论的焦点除了中医管理权，还有“国医”这一名词。当时反中医的学者傅斯年曾说：“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错了……我只提醒一句，其实医学在现在并无所谓国界……我以为目下政府及社会上人应该积极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为所谓‘国医’丢国家民族的丑了！”
而焦易堂则这样解释：“‘国医’这个名词，在我们中国向来是没有的。自从西洋的医学传到我们中国来，为要避免和西洋医学混同起见，所以从主体上特别提出‘国医’的名词来。这好比我国的文字本来无称为‘国文’的必要，因为同时发现了英文、德文、日文等不同的诸种文字，于是主体提出‘国文’一个名辞是觉得非常的必要。国医的意义，亦就是这样，切莫以为加上了一个国字，就是十足的代表狭隘的国家主义。”
但是，这样的观点终于未能为大多数人接受。汪精卫致信孙科正是在这一时候。幸好孙科对中医较为客观，在1933年12月15日在立法院召开的第三届第43次会议上，作为妥协，《国医条例（草案）》更名为《中医条例》，将中医的行政管理权隶属于行政院下的内政部，这样才获得通过。
立法院通过的《中医条例》却迟迟未见行政院公布，汪精卫主导的行政院，以不作为来消极拖延。中医界在1934年国民党笫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时发起游行请愿，亦无结果。
1934年底，中医杂志忽然纷纷登载了一条新闻——“汪精卫现亦信仰国医”。原来，这一年汪精卫的岳母患了阿米巴痢疾，西医屡治无效，不得已延请著名中医施今墨往诊，当时西医认为不可能用中药治愈，但结果施今墨处方却是“一剂知，二剂已”，两日即治愈。汪精卫也不由信服，制送“美矣良医”匾额感谢施今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