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行政管理权受挫
自1930年公布《西医条例》以来，有关中医始终未有正式法规。1932年，中央国医馆函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要求派员审定《国医条例》而未有结果。次年6月，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联合国民党中央委员石瑛、叶楚怆、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等29人，在国民党召开第306次中央政治会议时提出了“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附上所拟的《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和《国医条例草案》。
中央国医馆这一要求，立刻遭到西医界群起而攻之。有人认为“国医”这个名称，并非不可成立，但“尚欲超出中央卫生行政机关范围之外，自行管理国医”，西医团体纷纷上书指责其为“破坏卫生行政系统”之举。这些意见还得到部分政界人物的支持。在会议上，议案就遭到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汪精卫声称“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双方争论激烈，最后会议议决将《国医条例（草案）》送交教育、内政两部审查。内、教两部收到提案后，借口国医馆非行政机关，须由“充分具备现代医药学术设备的机关担负整理中医药学术的任务”，以及“现在中医中药之管理，均已有法规分别颁布”等理由否决了该案，并将原案转呈行政院。1933年6月27日，行政院举行第112次会议，以国医馆为学术团体，不宜管理中医，再次否决了此案。
这样，国医馆争取行政管理权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