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中央国医馆成立，全国中医药界备感欢欣鼓舞，认为国医可望有“出身之路”，“国药有中兴之望”了。
国医馆“科学化”
整理学术大纲
然而，人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央国医馆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医药生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有根本的变化，并非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对中医原有体系的真正认可。它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是政府为缓解中医抗争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对策，同时也是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等笃信中医的党国元老推动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依然是“科学”至高无上的时代，政府和学界还曾联手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提倡“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在这种环境下，所谓“国医”，如何才能进一步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中央国医馆的答案就是“科学化”。
怎样才叫“科学化”呢？中央国医馆成立不久，立即设立“学术整理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施今墨、陆渊雷、时逸人等名医均受聘为委员。不久，由陆渊雷执笔拟定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上交国医馆，1933年5月1日，国医馆第16次常务理事会议修正通过《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下发各地。
这份以“科学化”为宗旨的大纲，开宗明义地说明其目的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具体做法，则是为理想中的“科学化”国医拟定了体系纲目。按此纲目，首先，“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然后，两类学科中要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中医原来没有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