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中医艰难生存
日伪政权支持中医，其主旨是为了“发扬新民精神，敦睦邦交，协赞新政”，总的目的是笼络民心。另外它也迫切需要中医为其服务。例如伪满“勤劳奉仕局”就征召中医为“劳工医”，负责劳工的医疗。伪满地区的中医还被赋予执行卫生防疫任务之责，其1944年颁布的《国民医疗法》中，“使汉医不仅掌保健指导，然对于种痘、预防注射等之近代医术之一部亦拟于使其施行之”，成为其卫生行政的组成部分。
在江苏，伪省长陈则民创办了苏州国医医院，成为正式的“省立”的中医院。该医院于1939年4月开诊，至1941年初停办。分设内科、外科、妇科、幼科、伤科、针灸科6科，名医唐慎坊任院长，叶橘泉任医务主任。“创设国医医院之意旨，一欲以救济贫民，使免受医药之负担，而减少死亡率。一欲以运用经方，俾集明确之效果，而制作统计表”，医院对患者以经方治疗为主，对疗效进行详细统计，有一定的特色。
虽然日伪政权对中医采取了扶持的政策，但日伪统治的残暴行径与奴化政策，注定无法真正赢得民心。许多中医都不配合日伪工作。著名中医陈存仁在上海就曾经受着考验，1945年，他被日本特工叫去，责问他以前是上海国医会的秘书长，为什么不加入日伪组织的中医协会？并怀疑他有反日行动，陈存仁几乎因此被逮捕，幸亏他家楼上的一位房客是日本黑龙会（日本军国主义组织）要员，“开恩”为他说情，才幸免于难。
在沦陷区，虽然日伪政权允许中医登记合法行医，可是避居上海租界“孤岛”的许多中医却不愿在当地登记，仍然以各种途径向重庆政府申请注册。为了便利他们领证，1938年重庆政府卫生署专门出台了《非常时期中医领证暂行办法》，规定无须当面考询，只要经当地国医公会或其他中医合法团体代为考询，即可发证。1940年又出台了《卫生署委托代办战区中医考询暂行办法》（1940）、《核发中医证书变通证明办法》（1940），以便利战区中医领证。这也足以说明沦陷区的民心向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