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张载（字横渠）是宋朝负有盛名的理学创始人之一，其所代表的“关学”乃北宋时期重要的理学流派之一。他上承周子，下启二程和朱熹，被列入北宋“五子”之列；其主要的代表著作为《正蒙》、《易说》、《西铭》、《东铭》等，载于《张子全书》。
宋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拥有火药、航海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等重大的发明技术，而且在造船、航海、机械、农业、商贸、建筑、陶瓷、艺术、音乐、天文等领域遥遥领先。士农工商，各得其所；行行业业，均创佳绩。在这种广袤的背景下，合理分析和看待理学与当时科学技术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
张氏的思想从“万物同一”的宇宙生成论（cosmology）出发，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即气聚则有形而现形成万物，气散则无形可见化为太虚，进而完成了对“形而上”与“形而下”世界的界定。他还特别指出：“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观之方均”，即把人放在自然界中思考定位——将人与周围的生态环境联系起来，与其他的生态物种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考查，把天地与生物界看作一个整体的、恒动的环境大系统，即今之所谓“ecosystem”，进而强调人与天地本一气相贯，人对天地环境本应有所担当，也就是所谓“大心”。这在当时的时代可谓是极其前瞻的。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其诸多著作中也极其推崇张横渠关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并将之作为古代学界崇尚人与天地和谐的有力论证。
在政治抱负上，张载因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受到冲击。但他坚持主张实施温和的社会变革，实行井田制，以达到均平，使富者不失其富，贫者渐失其贫。这对现今中国社会的经济模式转型是有启迪作用的。
横渠的思想对中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他把“肖天”作为所追求境界，开风气之先，感召了二程与朱子的格物之学。所谓“肖”，即“像”也，相似也。张氏指出：“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离也；与天地不相似，其违道也远矣。”（《正蒙·至当篇》）；又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于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正蒙·诚明篇》）因而他主张顺性应天，反对人为的灭理穷欲之举。其思想不仅突出了中医一贯秉持的“天人相应”的根本主张，而且还肇发了元代医家王好古作“人肖天地论”（《此事难知》）；明季张景岳提出“人是小乾坤”（《类经附翼·求正录·大宝论》）。
另一影响则体现在“形而下”的层面，指导了药物学的研究。《素问》七篇运气大论中原有“高下相召，升降相因”的论述。张载非常重视气之浮沉升降与动静相感，这启迪了易水学派的开山宗师张元素（洁古先生）对药物气味厚薄的理论进行研究。尽管这样的理论出自《内经》，但尚未与具体药物结合，况且岁月淹没，其理不彰。张洁古根据“升降浮沉”制订出药类法象，将所举的100多种药物划分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和寒沉藏五类。他又遵从宋儒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精英者为生、渣滓者为物的基本模式，把轻重厚薄的性质用以阐发药物的气质与偏性；其中张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张载便是这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朱子所谓“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乃承此义。在《朱子语类》卷一便有关于人类起源的论述：“问：‘生第一个人时如何？’曰：‘以气化。二（阴阳）五（木、火、土、金、水）之精，合而成形，释家谓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虱然。’”。那么最初化生的是两个人，继而“形生”出很多人；因此，他又说，“那两个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后来，朱子之学正传于元代医哲大家朱丹溪；对明代大医家孙一奎、李时珍的学术理论影响颇大。可见，宋代理学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科学思想，成为金元时期医学变革的直接原因。
总之，中医药学是具有原创思维的学术体系，它是一种由中国古代哲学指导的，农耕文化所衍生的，探讨宇宙与生命宏观整体规律的气、象医药学思维模式。因此，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不仅是研究秦汉，更要探讨宋明。理学的“五子”、“二先生”履践了这样的原创思维过程，开启了宋金元明格物的学问，并深深影响了中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而自古至今，中医药的继承和创新，无疑又促进了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与医药多样性的学术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