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苦的救护工作
由于中医救护卓有成效，得到了抗战军民的肯定。中医全方位地参与了抗战前后方的工作——
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会议中，湖南伤兵管理处专门提议“请各机关采用中医中药治病”；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其部队中成立了“中医治疗所”，“不惜以高的薪水和待遇”招聘中医和针灸医生；在战时广东省会韶关，1941年省临时参议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4个关于中医药的议案。其一为“请省府举行本省中医考试，以扶植中医人才，而促进卫生要政案”。其二为“提请筹设省立中医专门学校，以培养中医人才，而保民族健康案”，提出“太平洋战争爆发，西药来源断绝，为适应当前急需，拟请筹办省立中医专门学校，作育中医人才以增进国民康健”。其三为“加强本省中医审查委员会组织，严厉取缔庸医及神方，甄别中药配剂人员，以重卫生而保民命案”。其四为“创设省立国产药物制炼厂，以增抗战力量，而利国民经济建设案”。中医接受训练参与了各种社会救护工作。
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还出台了《中医师担任后方征属及患病官兵医疗服务办法》，要求各地中医师公会负责编组中医师服务队，对征属和官兵实行免费治疗。
除了战伤治疗，中医药对防止传染病等也有积极作用。抗战期间，由于金鸡纳树的主产区东南亚被日军占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缺乏来源，1939年夏，中央药物研究所在昆明设立门诊，试用云南草药白枪杆根皮粉治疗疟疾，共治疗19人，为研究新的抗疟药物打下基础。1941年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针对霍乱、痢疾拟定中医方药，广为印发，为防疫做出了贡献。
中医药的救护实践，真正体现了中医药学的社会价值。当时报刊指出，战场受伤之将士，“倘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为之治理，则木屑竹头，亦可驳骨舒筋；青草树根，尽足还魂。堪以短促之时间，奏其神速之功效；轻微之药物，当乎宝贵之灵丹”。合理应用中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截肢伤残，挽救生命；而且“兵燹疾疫，相因而生，前后方之困于病、死于病者，尤踵相接”，许多疾病“若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以治疗之，则应手而愈”。所以，中医界呼吁，“为人道计，为国家计，为抗战前途计，为种族人格争生存计”，政府应该真正重视中医的作用，对中医加以提倡以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