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民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局动荡不宁，南北战事难靖。在内忧外患之中，思想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深入人心。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医被认为属于旧学的阵线，日本留学西医归来的余云岫借势开辟了“新医”与“旧医”的战场，对中医进行各种抨击。在1929年著名的“废止旧医案”发生之前，中国思想界对中医的认识，集中地在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一次医疗事件中体现出来。
梁启超被西医误割右肾
1926年3月，梁启超小便出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当时医生检查确诊为肾肿瘤，建议切除“坏肾”。梁启超决定接受肾切除手术方案。手术由协和医院著名的外科专家刘瑞恒主刀，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手术相当成功，可是术后梁启超的尿血症状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重了。而协和医院也发觉，割下来的右肾并无问题。
今天来看，这是一起诊断不准确导致的错误手术。不久事情便为社会所知，于是议论四起。著名文人陈西滢发表文章说：
“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文章在《现代评论》刊出后，另一文人徐志摩也在5月29日的《晨报副刊》载文《我们病了怎么办》说：“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两人的言论，令事件全程公诸社会，协和医院一时压力极大。这时，梁启超却发表了一份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其英文件至今保存在病案中，中文则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文中说：
“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