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带来的转变
“卫生”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庚桑楚》，是讲如何顺应自然，保全生命的“卫生之经”，并没有洁净环境等意义。中国古代倒是有管理医疗的机构如太医院等，但职责往往限于宫廷和官府，对民间医疗与卫生向来缺乏系统的管理。在史书中，偶然会记载个别官员特别重视环境，在辖境内倡导卫生，也仅仅是个别事件。近代新政中卫生部门的出现，意味着政府职能开始向公共行政的转变。而对社会来说，适应这种转变也有着一个过程。
人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要遵从这些卫生法规？国家何以要对此实施强制？这其实是一个接纳西方医学与卫生知识的过程。广州《医学卫生报》的主笔陈垣曾记载当时人们抵制卫生管理的种种说辞：“抵制者之言又分数等：凡事有天命，人事不可为，拼烂而已，此一等。某屋某人好洁甚，亦不免于疫，某屋某人不洁甚，亦不见其死，卫生之说伪也，此又一等。此前无人言卫生学，未见人种绝，今日人人言卫生学，未见疠疫绝，此又不一等。年稍大者言：卫什么生，我几十岁，何物不食，何水不饮，亦未曾死去。凡此皆抵制卫生之说者也。”因此《医学卫生报》认为推进卫生需要更多的权力：“积弊甚深，最难办理。非有大力认真干涉，假有卫生之知识者以权，使之实行改良，恐虽饬办，亦终无奈彼不知不识、守旧不变者何也！”
法国哲学家福柯说，知识就是权力。权力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定，制约个体不卫生之“自由”的权力，正是源自卫生学知识。《医学卫生报》说：“至于贩卖食物及酒店茶楼等之饼食，当用洁净之纱罩盖之。既可以避蝇蚋，亦可以招徕生意。人谁不欲卫生乎？蝇蚋为传病之媒介，医学上所公认者也。”因此，旧有的各种习以为常的行为，如果触及“卫生”之律均需改变。清末新政将卫生之权赋予警察，或亦是增强其执行力之故。
在疫病流行之时，卫生知识赋予的权力达到最强。中国人辞世向来土葬，不行火化，1910年东三省鼠疫暴发，受命主持防疫的西医伍连德（广东台山人）除了执行隔离、消毒等措施外，进而要求焚化病故者尸体以防成为传染源。这个惊世骇俗的要求，凭借着公共卫生的理由，不但获取当地官绅的赞同，更得到清帝上谕特批，1911年春节前后，伍连德在哈尔滨焚化了1416具疫死者尸体，其中甚至有1002具是从坟墓中掘出再行火葬的。这是史无前例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