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欧洲在近代政治革命以后，逐渐将医疗服务纳入国家体制之中。19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医师东来，西式的诊所和医院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
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卫生行政也逐步开展建立以医院为主体的医疗系统。那么，中医是否也能建立医院？人们开始留意到，近代医院制度原来是一个带有深刻西医烙印的空间。
医院制度的引进
清末，西式教会医院在中国纷纷建立，1856年广州博济医院、1879年上海同仁医院、1883年苏州博习医院等相继出现，使医院这一外来形式出现在国人视野中。
随着了解的增多，人们开始更多地了解西医及其医院了。1895年上海《申报》也发表文章论述设医院的好处说：“医院之设有六利也：有易于沾染之症病者住院，家人可免再病，一利也；住院之后，俾医者朝夕施治，体察病情，易于奏效，二利也；贫者省延医服药之费，能安心住院，三利也；且起居较便于家，房屋较于家为洁，病者所宜，四利也；家人不致忙乱，仍可营生，病者得以静养，五利也；如疯人及诸恶病，另设别院，俾皆得所愈，则固妙否，亦可终其天年，六利也。”
在西医医院的示范性作用下，中国人对医院及其留医制度逐渐熟悉和接受了。在时代的发展面前，中医的医疗方式虽然仍然侧重于个人诊治，但也认识到单纯以门诊和出诊为主不足以适应社会需求，开始积极创办中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