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的利与弊
记者：一般认为，中国式教育过于严厉，抹杀了个性和思考，不利于人快乐成长。您认为是这样吗？
钱文忠：接着上面我的回答来讲。我们在体认到中国传统教育确实存在这样的严重问题的同时，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还真的像您说的那样，只是“一般认为”，如此而已。假如没有这四个字在前面，那么，只要对中国历史略有常识的人，大概都不会同意“中国式教育过于严厉，抹杀了个性和思考”这样的一概而论。
在官方明令规定将朱熹整理做注的“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基准教材和出题范围，并将科举考试规范为社会底层人才晋身上升的几乎是唯一的通道之前，情况基本不是如此。看看先秦诸子，看看魏晋流采，看看唐风宋韵，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难道不是激扬发越吗？就是在之后，情况也未必就尽然如此。明清两代，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难道还少么？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这些都是“特例”，但是，“特例”恐怕也太多了，既然多到如此地步，“特”从何来呢？我们今天大概是求此“特”还不得呢！
中国传统教育的长短优劣是非常复杂的，绝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同情了解、潜心体认、具体研讨、专题发掘。最起码，这种情况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就出现了巨大的改变。还是举例子吧。在我的师尊中，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周一良教授所属家族的教育观的变迁过程就体现了这种改变。安徽至德周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大家族，从周馥到周学海、周学熙等，再从周暹、周达等到周一良、周珏良、周绍良等，四代之间，教育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良性改变。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所属家族的教育观也是如此。湖北黄梅汤氏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教育书香世家，从汤霖到汤用彤、汤用彬等，再到汤一介等，三代之间，教育观也发生了良性改变。假如说上述两个家族都比较早地已经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上层，那么，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的家族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代表，老人家受教育的过程同样说明问题。
我们千万不要用固态的、简单化的、大而无当的态度和角度去观察、了解、评判中国传统教育，这会使我们无视极其珍贵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传统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都是生死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