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导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给孩子们反复强调的是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并且一再告诫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读书时，各科成绩优秀，业余爱好十分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当孩子们在学业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引导他们解开疙瘩，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教导他们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要他们“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还告诉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当得知在国外求学的思庄对英文成绩不满意时，梁启超就多次去信安慰：“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些按级递升的洋孩子的竞争，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梁启超不仅注重用自身的言教和身教教育孩子，还注重聘请家庭教师培养孩子。1924年以后，梁启超的四子思达、三女思懿、四女思宁渐渐长大，而他们的哥哥姐姐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则已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生活在父亲身边，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居所。为了充实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就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梁启超教导孩子们“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其实是“天道酬勤”，埋头耕耘的人总是会有收获的，梁启超付出极大心血精心教子，换来的是9个子女个个成才的硕果。其中，长子梁思成成了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次子梁思永成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连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也成了火箭专家、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对生长在“满门俊秀”家庭的子女而言，其父亲梁启超，的确是“父爱如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