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股市的人，尤其是投身于中国股市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安妮这个名字的。从股评家到投资家，安妮在十年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安妮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同时安妮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母亲。
安妮三十岁那年才当上母亲，她这个母亲当得真有点惊心动魄。 儿子好不容易出生了，初为人母的安妮却因大出血又一次上了手术台。 儿子打一出生就体弱多病，一次又一次地住院抢救。生下来半年了，依然终夜啼哭，瘦得皮包骨头，连安妮的母亲都失去信心了。老人难以自控地反复说着一句话：“这孩子养不活了！这孩子养不活了！”可安妮决不轻言放弃，随即毅然决然地请了长假，全心全意地侍弄孩子。白天好说，难的是晚上，孩子一生病放到床上就拼命地哭，安妮和丈夫只能彻夜不眠抱着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前半夜六点到十二点安妮负责，后半夜十二点到凌晨六点丈夫负责，这种轮流值班的办法整整坚持了一年，由此可见父爱与母爱的力量。
病弱的儿子终于转危为安了，安妮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喜欢，可理智告诉她：对孩子来说，父母所有的喜欢都应该有着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安妮有一个独特的教育理念，她认为培养一个优秀的人的关键是注意培养他的性格，而并非培养他的学问。在培养性格时最重要的一点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她常常对儿子这么说：“学习是你自己的事，为什么要父母督促你呢？生存也是你自己的事，父母更是无法替代，今后你背叛父母都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能背叛自己。为自己负责是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责任。”
安妮和丈夫约法三章，让孩子从小就接受一种发达国家的开放式的教育，决不像大多数的中国家长一样把孩子的一切全都包下来。 儿子进幼儿园时，安妮的事业再度起步，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身为作家的丈夫又在北大进修。儿子下午五点离园回家，家里天天是铁将军把门，妈妈在哪儿都不知道。可妈妈早就留下指示了：你自己想办法到任何可以去的地方去，无论是吃饭还是求宿，等妈妈回来后会一一去还情的。 安妮之所以会这么做，大概和她童年所受的家教有关。她的父母对她的管束极少，他们听任她自由自在地长大。因此，她觉得在当今社会，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儿子进小学了，作为母亲，安妮第一天陪着他一起去学校报到，然后把他送到教室。这样的母子作伴上学堂的经历在儿子的记忆中仅此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当天晚上安妮就认真地对儿子说：“今天你已经认识去学校的路了，从此以后爸爸妈妈再也不会来接送了，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没有必要。”安妮说到做到，哪怕是顺路经过儿子学校门口，哪怕是刮风下雨，她都坚持让儿子独自回家。江南的天气常常会莫名其妙地下起雨来，小小读书郎也真能自己想办法，下小雨时，他会赤着脚自己跑，下大雨时，他会躲在别人的伞底下。 安妮从来不辅导儿子的作业。小时候儿子做功课时遇到困难，她让他自己去问老师，去问同学，她对儿子说：“你应该从小学会怎么向人学习，怎么向人求助，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生存能力。”
安妮对儿子的要求也有点特别，她自己从小到大学习永远是班上第一名，可偏偏对儿子说：“不用费劲费力考100分，有60分就可以了。但在回答问题时必须有点创新精神，不能人云亦云。”在儿子的各门功课中，安妮惟一关心的是他的作文，问她缘由，安妮说得很实在：“我和我丈夫都是搞文学出身，我们家可不能出一个文理不通的人。还有，文为心声嘛，从中还可以捕捉到一点孩子的真实思想，否则怎么能和他有效地沟通呢。” 在安妮的眼中，儿子是这样一个人：按照目前流行的好学生的标准，儿子只能算得上一般，但在同学中间，儿子绝对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中心人物，这种状态比较符合安妮的心愿。 儿子小学上了没两年，安妮南下深圳开始了她的股市生涯，儿子自然也跟着妈妈转学广东。安妮按照她一贯的做法出高价把儿子送进一个好学校便撒手不管了，因为她需要全身心地开始自己的人生二次拼搏。儿子可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又听不懂同学们的广东话，那份孤独和寂寞之感可想而知。 有一天，儿子一本正经地对安妮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曾经想过要自杀。”安妮听了大惊失色：“现在还有这个想法吗？”儿子轻松地笑了：“当我能坦白和你这样说时，就证明我早已过了这一关了。” 这次对话对安妮的触动极大，她开始反省起自己的教育方法来：是不是过于理性了？是不是有点失之偏颇？正当她陷入自责时无意中看到了儿子的一篇作文，内容正好是关于“母爱”的，安妮原以为儿子会在作文中有所抱怨，没想到儿子却在文中写道：“在我年幼时，妈妈为了养育我忍痛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如今妈妈为了能让我受最好的教育又毅然开始了二度创业，我觉得我的妈妈是所有的妈妈中最不屈不挠的人。”安妮释然了。
安妮的儿子薛非，这个少年留学生如今正在英国求学。远涉重洋留学也是父母和孩子共同商议的决定。父母出钱，孩子出力，从申请到签证居然是薛非单枪匹马自己一手搞定。 薛非说：“妈妈从小对我的教育主要是精神上的，其他方面她尽可能地让我独立，所以我现在出国后适应起来并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