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是一位传奇人物，凡在上海待过的年纪较长者，可能会知道她。她生于1900年，兔年跨进100了。去年出版了一本40多万宇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里面零星地谈到了-些教育儿女的经验。
这位世纪老人原来是上海贫民区里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后来结识了革命党人，自己设法逃出火坑成为督军夫人，随丈夫去了日本又回到四川。可她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带着四个女儿再次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留在四川的儿子后来也回到她身边)。历经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的女老板，为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1951年，她率先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锦江饭店无偿献给国家。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坐了五年监狱，可她无怨无侮，在朋友和女儿的鼓励下，以并不太高的文化，写出了的她的不平凡经历。
四川是个封建意识很浓厚的地方，她连生几个女儿，就有点被人看不起了。长女出麻疹时，她腾出一间房子，进行消毒后放两张床，日夜看护40多日，直到女儿完全康复。丈夫对此很不高兴，认为她不该为了一个女孩的病对其他事情全然不顾。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苦，住在一间三层楼小屋内，但她带了女儿每天把房间擦洗得干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把房东乐得合不拢嘴，搬家时恋恋不舍。她的女儿们也因此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 她从四川毅然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女儿的教育。文夫认为；女孩子无需多读书，她却认为必须让她们受高等教育。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带着女儿独闯上海滩，即使在穷困得靠典卖衣物度日时，决心仍不动摇。这颗珍贵崇高的母亲心，真让人感动。
董竹君在上海东借西凑，又到菲律宾去招工，办起了一家纱管厂，但却在“一·二八”事件中挨了日本人的炸弹。厂务繁忙不得已，只好把三个女儿送到苏州一家教会学校的附小寄读。她知道教会学校教学比较严格，但又怕孩子们信仰宗教，受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所以紧紧抓住了放“风筝”的线。每逢周末、假期，就给她们讲些人生和爱国的道理，找些进步文艺读物给她们看，要她们学做家务、热爱劳动，培养她们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还让她们多接近大自然，养成胸怀开朗和爱美的兴趣习性。 追求真善美，是董竹君教育儿女的中心内容。
